香港立法會前主席、民建聯創黨主席、培僑中學前任校長及現任校監、香港華夏教育機構會長……曾鈺成先生的名字，加上這些頭銜，在香港政界和教育界皆舉足輕重。對於我等後輩來說，曾鈺成先生更是「神人」一個，既「神奇」，亦「神秘」。「究竟是甚麼契機讓他決定投身政界？」、「創立民建聯之時，如何同時兼顧培僑中學的校務？」、「坐在只能挺直腰背的立法會主席座椅上，面對政界的風風雨雨時，是否曾後悔放棄了相對簡單的校長之位？」這問題，讀者皆能在曾會長近期出版的新作《崢嶸歲月》中找到答案。
這本新書為曾會長的個人自述，細緻記錄了他從出生到從政早階段的生涯（1947 至1997 年），展現了他由一個數學迷，步入政圈成為政治人物的崢嶸歲月。全書分為十章，每章由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匯聚而成：從板間房的童年生活、求學時期的優異表現、少年時期的政治啟蒙，到在培僑中學任教的深刻體驗，再到面對教學與參政的兩難，以及隨後經歷的中英爭拗、香港政制改革、成立政黨、立法局（會）及區議會選舉的洗禮。
書中的文章部份取材自曾會長在《明報》專欄的連載，另一部分則是未曾公開的個人經歷，書中更刊登了不少珍貴的歷史照片。曾會長以輕鬆風趣而又不失深刻的筆觸娓娓道來，文字引人入勝，讓人翻開序言便不忍釋卷。字如其人，曾會長的文風毫無架子，行文間不時流露幽默與自嘲，讓人讀來不自覺會心微笑。
曾鈺成先生的新書《崢嶸歲月》，由天地圖書出版
這種幽默感貫穿了他的一生。在回憶求學歲月時，他生動地描述了自己當年考上「全港第一」後的趣事：戴着「全港第一」的光環上中學，被老師們當作天才（現在或者應叫「學霸」）。他在課堂上為了維持這份「榮耀」，不得不比別人更留神聽講，產生了奇妙的「比馬龍效應」；這種別人的期待、期望，倒也成了正向的鞭策，令自己學業猛進。在談及從教轉政的關鍵時刻，他又引用好友港島中學校長 David James 的玩笑話來調侃自己：「我和曾先生最初認識的時候，都在從事最高尚的行業：我們都是教師。後來，我們都墮落了，做了校長。曾先生再墮落一層，成為政客！」
這段關於「墮落」的自嘲，背後其實隱藏着極大的勇氣與決斷。書中記錄了1995 年立法局選舉時的心路歷程，他曾立下誓言：若當選便辭去校長職務告別教育界；若落選則承認自己不是那塊材料，辭任民建聯主席告別政界。結果是他「落選了」。本來是當選了才告別教育界，但現實上卻是落選了，也告別教育界。命運跟他開了個玩笑——他猛然醒覺，自己已不可能選擇返回學校工作；而從政之路，卻在曲曲折折之中愈走愈康莊。當年絕非輕易的堅守和抉擇，就被曾會長以舉重若輕的筆觸，還原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生片段。
對於當前的我們而言，曾會長的這本自傳更像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，讓我們有機會「經歷」一次當年的歲月。曾會長在書中展現的對理想的堅持，在複雜局勢中保持理性和從容的智慧，為我們在面對不同的挑戰時，提供了深刻的借鏡。
「憶往昔崢嶸歲月稠。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；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」，當年曾會長建議以毛澤東詩詞中「崢嶸歲月」作為香港回歸紀錄片的中文名稱；相隔多年，曾會長再次以此四字為個人回憶錄命名，可謂別具深意。《崢嶸歲月》不只是一部個人回憶錄，更是香港教育與政制發展一段不可多得的歷史側影。對於讀者而言，更是一次走近歷史、理解時代的珍貴契機。曾會長亦已預告，該書將會推出下冊，繼續記錄他之後的從政及立法會生涯，實在令人期待。
附錄：《崢嶸歲月》之〈光環效應〉、〈繼續墮落〉
〈光環效應〉
教學上有一個現象叫 Pygmalion 效應。簡單地說，如果一個學生由於某種原因被學校裏的老師認定是天才，那末這學生雖然本來其實不是什麼天才，在學校裏最後都會有比其他人優秀的表現。
我是 Pygmalion 效應的受惠者。
我1958年參加小學會考（後來改為升中試），居然考了個全港第一。
我讀小學從未考過第一，更從未想過小學會考會全港第一。事實上，我的成績肯定不是全港考生中最高分。小學會考共考四科：中、英，數和常識。我相信英數兩科我都拿到滿分；但中文科試卷有一兩題我答錯了，拿不到滿分。
最糟糕的是常識科。我的「常識」十分有限，而常識科沒有課本。老師指導我們應付這一科時，給我們發了一疊紙，裏面有數百條問題，大部分在我的常識範圍之外。例如我至今仍記得的一條題目：從香港乘飛機往倫敦，沿途要經過什麼城市？答案：曼谷、新加坡、加爾各答、新德里、卡拉奇、巴士拉、開羅和羅馬！那時香港飛倫敦沒有直航，是不是真的要經過這多個城市，我無從得知：我沒搭過飛機，也不認識任何搭過飛機去倫敦的人。老師叫我們要把那幾百條「常識題」的答案背熟，我便照背。但打開考試卷，上面有些問題是老師的「秘笈」裏沒有的。
在慌亂中，我連一些我知道的答案也寫錯了。我見到有一條問題：世界最高的山是什麼山？我立即滿懷信心地寫上「喜馬拉雅山」。第二天看報紙上刊登的試題，找不到問「世界最高的山」，只有問「新界最高的山」。
這樣怎可能考到全港第一名呢？我後來才知道，原來計算總成績是不計常識科的。還有一條莫名其妙的規矩：年紀小的考生獲得加分。我猜我即使不是年紀最小的考生，也是年紀最小之一吧。當我獲告知考第一，我一方面喜出望外，另一方面深信，肯定有比我高分的考生，不知何故名次被排在我的後面。
但學校的老師們不知這麼多，只知道聖保羅出了一個全港考第一的學生，都十分興奮。學校一收到消息，便通知了我爸，並且告訴他第二天將在早會上向全校宣布。爸那天一早來到學校外面，隔着圍牆聽宣布，然後到處對人說，家裏出了個狀元。我戴着「全港第一」的光環上中學，老師們都把我當作天才（現在或者應叫「學霸」）。在課堂上提問，如果無人能回答，老師的目光便很自然地投向我；這使我上課時不得不比別人留神聽講；這又讓我更有把握答對老師的提問。於是，Pygmalion 效應便產生了。
還有，學校裏的傳統觀念，認為學生讀書成績好便什麼能力都強，於是我被老師指派為副班長（我個子太小，不好做班長）；有什麼集體活動，我都會獲選為組長，有很多鍛煉組織領導能力的機會。
〈繼續墮落〉
我的朋友、港島中學校長 David James 很喜歡在人們面前取笑我說：「我和曾先生最初認識的時候，都在從事最高尚的行業：我們都是教師。後來，我們都墮落了，做了校長。曾先生再墮落一層，成為政客！」
我是什麼時候開始墮落為政客的，我也弄不清楚。在參加1995年立法局選舉時，我想：這次選舉的結果，將決定我下半生要走的路。如果當選為議員，我從政的路便走定了；我要辭去培僑中學校長的職務，告別教育界。如果我落選了，我便要接受陳婉嫻和鄭耀棠對我的裁決，承認自己不是選舉的材料，辭任民建聯主席，甚至離開民建聯，告別政界，老老實實返回學校工作。
我落選了。我檢視我的處境，赫然醒覺，我不可能選擇返回學校工作。
選舉結束後的幾個星期，我忙着在民建聯處理選舉的後續事務，無暇考慮個人的下一步計劃。我要回應傳媒提問，發表我對選舉結果的看法。（「你輸了選舉，要不要辭任民建聯主席？」「『四大天王』三個敗選，是否說明民建聯不得人心？」「你認為選舉制度是否對民建聯不利？」「你認為這次選舉公平嗎？」對於最後這個問題，我回應說選舉是公平的；譚耀宗對我這說法很不同意：他以些微票數敗給李華明，他的許多支持者都認為選舉不公平。）
我要到選區去謝票，對支持我的團體和人士以及所有選民表示感謝，並為落選向支持者道歉，開解助選人員的失望情緒。（有人傷心得哭了。）我還要和民建聯一眾參選人集體感謝各方友好的支持。
我們要在民建聯內部做好這次選舉的總結工作。首先中央委員會要對選舉的得失統一認識，然後要向全體成員傳達正面的訊息，鼓舞士氣，增強信心，鞏固隊伍。（雖然我們只贏得兩個直選議席，但在我們參選的地區，民建聯得到超過四成選民的支持。）
民建聯新當選的六名立法局議員，都是議會「新丁」。我們要協助他們組織黨團，做好立法局的工作；我們要時刻關注他們在立法局的表現，及時向他們提供建議。老將譚耀宗自是關鍵角色，我也要從旁協助，反映意見。
最緊張的一段時間過後，我靜下來思考：接下來我應該怎樣做？
辭任民建聯主席？我應該提出什麼理由呢？我一方面向大家宣傳民建聯在這次選舉的成績，自己卻引咎辭職嗎？一方面叫大家對民建聯的發展要有信心，自己卻「跳船」嗎？
返回學校專心做校長？過去幾年我大部分時間不在學校，校長的職務幾乎全部由葉祖賢副校長代理了。現在我選輸了，沒議員做了，便回去找葉祖賢說：「葉副，多謝你幾年來代我做了許多校長的工作。我現在回來了，不用再勞煩你了。」我可以這樣做嗎？
我已背棄了最高尚的行業，只能繼續墮落。
